文采風流話三國

三國時期的文學藝術本身，也是個值得一聊的話題。比如“七步成詩”這樣的小故事，就挺有意思。它說的是曹操死後，兩個兒子曹丕、曹植鬧了矛盾，曹丕年長，繼了位，稱了帝，對曹操鐘愛的弟弟曹植不放心，借個題目想除掉他，讓他在金殿之上，走七步的時間內做成一首詩，否則就要治罪。曹植果然七步成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諷喻他哥哥的這種做法，曹丕這次就沒好意思下手。這個故事倒不是虛構出來的，《世說新語》裏也有類似記載，不過詩的文字略有不同。流傳下來，人們都知道曹子建是大才子了，其實他那個哥哥也是才子，和他們的父親曹操一起，被稱作“三曹”，和後來宋朝蘇洵、蘇軾、蘇轍“三蘇”先後輝映，都是文壇佳話。南朝時代有個大詩人叫謝靈運，性情非常高傲，獨獨佩服曹植。他說：天下的文才一共一石，曹植一個人就占了八鬥。以後人們就用“才高八鬥”來形容文才出眾的人了，當然，也有拿來濫用以自吹或亂捧的。

一部《三國演義》，描寫的大多是金戈鐵馬的征戰討伐和勾心鬥角的謀略計策，但其中也有不少寫到文學藝術活動的，象三顧茅廬時諸葛亮的“好為《梁父吟》”，赤壁大戰前曹操的“橫槊賦詩”，以及蔡邕贊賞的“黃絹幼婦，外孫齏臼”碑文等。這在表現人物性格、情懷方面，都是很有用的點綴。細心一些的讀者不難發現，《三國演義》裏這類描寫還有不少。

說起來三國時代雖然不長，但在中國文化藝術史上的地位卻非常重要，它是以“建安文學”著稱於文學史的，“建安”是漢獻帝的年號，這正是曹操執掌大權，“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時期，可知這一時期文學成就的主要代表是在曹魏方面，就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們身邊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劉楨、阮瑀、徐乾、陳琳、應暘等。這些人各著文賦數十篇，聲名最高，被稱為“建安七子”。文學史不能“尊劉貶曹”。事實上三曹父子的成就在文學史上帶有轉折的意義，直到今天還可以看到他們的影響。比如青年人中喜歡抒情詩，抒情散文，抒情歌曲的人很多，遇到奇特的景象，體驗到新鮮的情緒，也都想“啊什麼什麼”的來一下子，是吧？中國古典詩歌裏有這個傳統，當年李白見到蜀道之險，不也“噫籲唏，危乎高哉”嗎？須知唐代畢竟比三國晚了幾百年，而且李白素來推崇“建安風骨”。“風骨”二字文學史家的解釋盡管還不完全一致，但大體說來，是指一種獨特的風格和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中國自孔子以後相當一個時期裏，文學崇尚理性，以說理，敘事為主，所以有“詩言志”，“文以載道”的說法，成為傳統。但三國時期卻出現了“緣情”的主張，與“言志”並提。“緣情”大體相當於今天所說的抒情。

象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曹丕的“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等等，就是這樣的詩歌了。前人愛用“慷慨悲涼”四字來形容這種風格，讀起來也確實有味道。魯迅曾說：“因當天下大亂之際，親戚朋友死於亂者特多，於是為文就不免帶著悲涼、激昂和慷慨了。”後人稱這一時期是“結束漢響，振發魏音”，就是說它標志著漢代文學風格樣式的結束，開創了一個新的文學時代。就是魏晉文學的時代。

記得有一首著名的敘事詩《孔雀東南飛》，詩前面的小序裏就點明這首詩寫作在“漢末建安中”，也是在敘事中充滿抒情意味的，還是我國四大敘事詩中的第一首。那是一首樂府民歌形式的長詩了。說起來，詩歌從四字一句的“四言詩”發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詩體，也是在三國時期確立的。一般認為，曹操的四言詩是“壓卷之作”，也就是說四言詩中最後出現，卻又是最好的作品，他兒子曹丕《燕歌行》的靈活自由的七言詩則為後來的七言律詩開創了一個新時期。這說明三國時代文學藝術有著承上啟下的特點。再比如賦是漢代文學的代表性文體，出現過司馬相如、揚雄等辭賦大家，但三國曹植的《洛神賦》極盡鋪陳誇張之能，也是辭賦的代表作品，而曹操又提倡簡約的文風，言簡意賅，樸素實用，扭轉了兩漢文學風氣，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三國時代藝術上也有多方面的成就，如書法，三國很多著名人物是書法高手，曹操的書法入於《書品》，不用說了，甚至還有張飛都有傳世的書法作品。我祖籍是四川渠縣，那裏的八濛山曾有一幅“八濛摩崖”，上有“漢將軍飛，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十七個字，隸書兩行。傳說就是張飛在這裏殺敗曹魏大將張郃後乘著酒興用丈八蛇矛在石壁上刻下的，書法史上稱作“恒侯戈書”或“張飛立馬銘”。其實，早在南北朝時代梁朝的陶宏景《刀劍錄》中就記載：“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煉赤朱山鐵，為一刀，銘曰：“新亭侯，蜀大將也’。”據說這也是張飛自書，稱為“刀銘”。可見張飛不僅是員猛將，還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素養呢！

這一方面也同樣表現出承上啟下的特點，比如蔡文姬的父親蔡邕的八分書被視為隸書的最高境界，過去一般認為鐘會的父親鐘繇是“真書”的創始者，乾隆皇帝匯刻歷代書法珍品的《三希堂法帖》，第一篇就是他寫的，被譽為“雲鷗遊天，群鴻戲海”。真書就是楷書，可以說是為後世漢文字的流傳提供了一種規範，也一直延續到現在。

音樂方面也各有特點，諸葛亮“好為《梁父吟》”，吟就是吟唱了，可見“空城計”寫他一曲琴聲嚇退了司馬懿，雖然是虛構，但也出於人們對他音樂才能的深信不疑。周瑜精通音樂是史有明載的，當時甚至出現了一句諺語：“曲有誤，周郎顧。”意思是說演奏音樂時，那怕出現了一點點失誤，周瑜就會回頭看看演奏者，表示出了問題。曹操在這方面更不落人後了，“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這說明音樂和詩歌有密切關系。他對音樂迷戀到相當程度，“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他寫的詩，全都可以配上音樂演唱出來。

不僅如此，現在人們喜歡讀的小說，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出現的。《三國演義》裏有個故事叫“左慈戲曹操”，說明當時方術的盛行。因為感慨人生無常，所以求神求仙的風氣很濃，就有方士出來說神道鬼，留在文字上，就是“志怪”小說，傳說曹丕也作過《列異傳》之類的書。此外，由於那時有品評人物的習氣.留下很多以一言一行來表現人物思想、風貌、情懷的的記載，這又叫做“志人”小說。這兩類就是中國傳統小說的主要淵源。

總的說來，三國時代雖然不是文學藝術成就的高峰，例如書法是在東晉王羲之，五、七言詩歌是在盛唐，文言傳奇小說在唐宋才陸續達到最高成就的，但是它們都是在三國魏晉這一充滿動蕩和變革的時期醞釀發展起來的。

這是一個改革精神相當突出的歷史時期。創新是文學藝術的靈魂。陳陳相因的內容，司空見慣的形式，是不可能吸引人的。

現在我們處於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文學藝術也需要極大的繁榮發展，能否從對三國文藝的回顧中得到某種啟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