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赤壁之戰發生時間的辯證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以下凡引此書，只注篇各）和《吳書·吳主傳》中，都記載有赤壁之戰和孫權攻合肥之事，但兩處的記載互異。對此，孫盛認為：“按吳志，劉備先破公（曹操）軍，然後（孫）權攻合肥，而此記雲權先攻合肥，後有赤壁之事。二者不同，吳志為是。”孫盛的說法對後人影響甚大，《後漢書·孝獻帝紀》就把赤壁之戰的時間記為建安十三年的“冬十月”，翦伯贊同志主編的《中外歷史年表》中也記為十月。以十月作為赤壁之戰的時間來考察問題，就難免得出曹操率領五千輕騎匆匆忙忙從江陵東下的結論。為了考證孫盛的說法是否正確，我們將《武帝紀》和《吳主傳》中的有關記載摘引於次：

《武帝紀》載：“十二月，孫權為（劉）備攻合肥。公自江陵征備，至巴丘，遣張憙救合肥。權聞憙至，乃走。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

《吳主傳》載：“（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畏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複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夷陵，為仁党所圍，用呂蒙計，留淩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返。權自率眾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逾月不能下。曹公自荊州還，遣張喜（誤，憙）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

若按孫盛所說，赤壁之戰的時間當在孫權攻合肥之前，即“十二月”以前。然而仔細推上引兩段記載，對張憙救合肥一事各持一說，究竟以誰為是呢？關於張憙救合肥一事，在《蔣濟傳》中記載頗詳：“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複疾疫。（蔣）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雲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薄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繞圍走，城有得全。”將這段記載與《武帝紀》對照，我們可以知道，“孫權為備攻合肥是為了配合赤壁之戰的戰略行動，其目的是為了牽制曹操的兵力。曹操也果然派張憙率兵攻合肥，文是因為所領“汝南兵”又“頗複疾疫”，戰鬥力減弱，不能急赴合肥，致使孫權得以“攻城瑜月”。直到蔣濟籌謀虛張聲勢之策，而孫權確信他的戰略目的已經達到的時候，才撤圍退走。很顯然，孫權配合赤壁之戰的戰略行動決不會在赤壁之戰以後，一定是在赤壁之戰以前。眾所周知，《三國志·魏書》是根據官修王沈《魏書》、私撰魚豢“《魏略》而寫成，因此，關於張憙救合肥的記載，應以《武帝紀》為是。

能否因為《吳主傳》將孫權攻合肥的事記在赤壁之戰之後，就斷言赤壁戰爭在前，圍攻合肥在後呢？細考《吳主傳》，發現此一結論過於武斷。前引《吳主傳》中，從“渝、普為左右督”始，到“軍以勝返”止，記敘的是赤壁之戰從出征到凱旋的全過程，以下則記敘孫權攻合肥的經過。揣摩作者記事的手法，以這兩件事緊密相關互相影響，而以赤壁之戰為主，圍攻合肥為輔，作者就依事件的主從關系來敘述，這是並列的敘事方法，記敘的先後並不意味著事件本身的先後。因此，孫盛以“吳志為是”的說法是錯誤的。

曹操於建安十三年七月南征劉表，九月入荊州，進軍江陵。為了鞏固後方，進一步擴張勢力，曹操到江陵之後做了一系列存恤撫循、招降納叛的工作。他“下令荊州吏民，與之更始。乃論荊州服從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守，引用荊州名士韓嵩、鄧義等。”他派劉巴“招納長沙、零陵、桂陽”諸郡；他“加（劉）璋振威將軍，兄（劉）瑁平寇將軍”，安撫益州的割據勢力，以消弭東下江東時的西顧之憂。又有汝南王俊，早與曹操交誼，曾勸說劉表附翼曹操，為劉表所拒絕。王俊後來死於武陵，曹操“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迎表，改葬於江陵，表為先賢也”。上述種種活動，是需要時間的。曹操這些活動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政治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利用這段時間來進行軍事上的准備。北軍善騎，一旦舍鞍馬，仗舟楫，軍事上的優勢頓時削弱。為了新的戰爭形勢，必須對軍隊進行新的編制和訓練。曹操在給孫權的信中自誇“治水軍八十萬”，說明他正在進行此項工作。這也是需要時間的。曹操不可能在長阪擊敗劉備，占領江陵之後，又緊接著乘船東下。他是三國時代傑出的軍事家，怎會把在數量上處於絕對劣勢的一群陸上漢驅去與人多勢眾的弄潮兒敵對？從軍事的角度來看，這是不可能的。

據《武帝紀》和《蔣濟傳》的記載，在孫權圍攻合肥的時候，曹操已經從江陵出，進行征討江東的戰爭了。這是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可見，赤壁之戰的時間也一定在十二月。關於這個時間問題，周瑜曾說過：“又今盛寒，馬無稿草”。這就很清楚地說明，赤壁之戰的時間確實是建安十三年十二月。從時間上看，曹操占領江陵之後有整整兩個月的停留，並未立刻從江陵乘船東下。因此，赤壁之戰只是一次小規模遭遇戰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